在太平洋中央的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，1999年12月31日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，基里巴斯首都塔拉瓦环礁的海滩上聚满了人群。他们并不是来庆祝新年，而是在期待零点钟声响起——新千年第一缕阳光将洒落在他们的脸庞。为了这一刻，这个国家经过三年的准备，翻新了机场跑道，建设了新观景台，并向全球媒体发出了八百多封邀请函。总理身着草裙自信站在最前方，面对CNN的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。可二十四小时后，没有一则西方媒体来到这里报道另一件事情。同样是在这片沙滩上，北方两百米处的淡水井正在被海水侵蚀。井的主人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渔民，蹲在井边目不转睛地看着，海水一点点渗透进来，变得咸涩可口。终于，老人默默地合上井盖，转身离去，心里明白这口井再也无法提供清水了。这一幕充满了日常，却被大众遗忘。
基里巴斯是一个由三十三个环礁组成的岛国，平均海拔不足两米，最高点仅为三米，相当于一辆面包车的高度。在最宽阔的地方，站在北岸就能轻易望见南岸翻起的浪花，苍茫的陆地如同一条极为脆弱的丝带，随时可能被无情的太平洋吞没。而这个国家的历史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可以追溯到一个中国家庭离奇起伏的命途。
故事要从1937年说起。那个冬天，来自广东香山县的船商汤廷海，在珠江口的崖门水道结束了他与国民党驻军的交易。然而，他私下里截留了其中的三成，转手卖给了一家日本商社，获得的利润是军方的两倍。汤廷海并没有丝毫犹豫，随即将银元收入囊中，船只连夜驶离。这种事情他已做多年，自九一八事变后走私生意大行其道，日军封锁了海岸线，物资稀缺，谁能顺利将货物运输到内陆，谁便是无冕之王。汤廷海的船队规模较小，仅有六条木壳机帆船，但他对水道的熟悉让他占尽了先机，他清楚哪些航道在夜间没有巡逻艇，哪些码头的官员可以通过金条打通关卡。
多年后，战局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。1943年盟军在太平洋展开反攻，日军逐渐收缩防线，失去了在华南沿海的控制。汤廷海意识到了危机，1944年春天，他迅速处理掉岸上的房产和仓库，换回金条、银元与少量英镑。这些金条被他小心地藏在一艘英国货轮的煤仓中，货轮将前往斐济，并途经范宁岛。范宁岛是英国在太平洋的一个电报中继站，仅有几十位岛民和一名英国邮政官。船只靠岸后，汤廷海带着金条走上了岸，从此不再返回。
这一决策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，也影响了数十年后基里巴斯的政治走向。范宁岛的原始生活条件极其恶劣，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。岛民们居住在简陋的棚屋中，通过捕鱼和采摘椰子为生。汤廷海刚开始住在海边的一座废弃仓库，每天就在码头帮忙，挣得些许食物。然而，他很快发现了商机。岛上的渔民们使用重而容易破损的渔网，而他从小学习过的“蜈蚣网”编法可以采用更轻巧的椰壳纤维。
他在沙滩上快速画好了图纸，并找来几个年轻的岛民一起尝试。第一次捕捞捕鱼的数量竟是以前的三四倍，消息迅速传开。周围的渔民们划着独木舟来向他学习，而他也乐于传授，然而规定每条网捕获的鱼要抽取一成，成为他与岛民建立的贸易基础。通过将晒干的鱼类运送到斐济和澳大利亚的矿区，他形成了一个微型的商业链。到1947年时，他已拥有岛上唯一的商行，并命名为“汤记”，而他也被称为“汤先生”或“老汤”。1949年，他娶了一位吉尔伯特族的女性，并育有两子。
尽管他在异乡扎根，汤廷海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。他教孩子们涓涓细语的广东话，过年时贴红纸，过除夕时祭拜关公，但他同时告诫他们，永远不要回到中国。他几乎不提及“中国”这两个字，总是以“那边”代替。当他偶尔喝多了椰子酒，还会对着桌子叫骂，指责国民党的军官不还款，抱怨日本人的不讲信用，以及英国海关收钱不办事。1958年，汤廷海因肝硬化逝世。他临终前，召集两个儿子，缓缓用已经失去流利的广东话嘱咐他们：“永远别信任中国人。” 这句告诫从多个层面都可以解读，对他来说，它并不指向任何特定国家或政党，而是直指他记忆的深处。
